孙 见
老褚已经到了必须谈婚论嫁的时候了，每次他一个人拖着瘦小的影子从郊区挤几班车赶过来参加城里这帮同学的婚礼我们都这样说。
老一老，再老一老。老褚说，老女不嫁，踏地呼天，老男却还是绩优股。他的表面总是对自己的事最不急的一个人。
一杯酒下肚，他那张小白脸儿就会唰地一下变得通红。他戴的是茶色镜，玻璃很厚，眼睛又总是看着他手里把捏着的那只小酒杯，所以，别人就很难看清他的脸上究竟是什么表情。人家都说，脸红的人更能喝酒。他不似一般人那样喜欢在这时候狡辩几句才喝，他就是笑笑，不置可否，看了一会儿酒杯之后，就开始喝酒。能喝很多很多的酒，只要有人举杯，他总笑笑，喝。
他喝酒的姿势很特别，张开嘴，让下嘴唇努力前伸，形成一道水渠，然后把酒倒进水渠里，让它无声地流进去。像山顶洞人喝酒，我们的一个跟他关系很好的女同学说。他说，这就是郊区文化。想一想人竟可以这样喝酒的。上次我在上海博物馆的青铜馆里看那些锈迹斑斑的酒器，比如樽啦，爵啦什么的，为了礼节的需要总是从杯沿延出一道细长的水，给铸造带来了历史性的难题，想想老褚说的郊区文化，古人真是迂得可以。
话说回来，这并不是说酒杯对于老褚就不再重要。其实，在各种各样各种档次的酒店里，他对酒杯的兴趣总是比对那些穿着高开叉旗袍(如果那还是旗袍家族一种的话)的小姐更浓。我们去新郎或新娘的房里闹房，挖空心思打磨这些老同学身上残留的一点点小儿女心态，想方设法让新郎新娘能壮起胆子当着众人的面来那么一两下子。这时候老褚便总是很庄重地缩在沙发的一角，面色红紫，身边弥散着一层烟雾，静观这热闹的一争。他平时是不抽烟的。等我们闹完了，便发现了他。他用长长的手指甲掐灭红红的烟站起来说，还是老一套，新意，要新意。
然而老褚不是那种对生命有陈见的人，他喜欢鲜花，尤其是黄色的小花，比如太阳花。每次相遇，他总是情不自禁地把鼻子凑到花芯上去，很热情，很霸道，很不自禁，一副爱美之心人皆没有的感觉。这倒使我想起来了，大学时那些春游秋游的归途上，男生们不是跟女孩子叽叽喳喳地说笑，就是倒在座位上大睡其觉。只有老褚，缩着瘦小的身子，坐在最后一排，眼睛望着窗外，手里拿着一把小黄花，把脸轻轻地贴在花芯上。
老褚来自江西革命老区，据他说，他们家有好几位烈士，英雄级别的也不少。前天我们在吴函的婚礼上聚会，他还说呢，我们家的那几位烈士要放这边，都够竖纪念碑修烈士陵园作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那个因为跟他关系不错便总损他的女同学说，看你这样子，还是不竖的好。
现在想起来，老褚算是一个有特点的人，那就是小。他是我们宿舍里最小的一个，年龄最小，86年上大学，酉鸡。个子也最小。胆子，也最小。大个子吴函其实是个很老实的人，对别人都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却总是喜欢欺负他，说，小孩，你走错地方了吧，这是大学，大人的学校的干活。老褚便瞪着眼睛，可惜镜片折射之下，再加以散光，那双眼睛却温柔得很。
个小却有用，有时候一个宿舍的人全都忘了带钥匙，爬门。大个子吴函就把他举起来，让他从门上的气窗里侧身爬进去。他一扭身就过去了，然后"咚"的一声，我们还没来得及想像他是否摔了个嘴啃泥什么的，门已经哗地一下开了，他就从门里伸出他的娃娃脸，笑着往大家一招手，进来吧。吴函总是冲在最前边，把他往边上一挤，说，闪开吧，你。别的宿舍也请他，一摸钥匙没了，就在走廊里喊，褚刚褚刚。他就从我们的宿舍里伸出他的那张娃娃脸去，笑着说，鸟人，又忘了钥匙了吧?本大人来也。然后就颠颠地去了。一开始是因为忘带钥匙请他爬门，后来因为他善爬门我们便老忘钥匙。直到现在，妻子总是说我丢三落四的。我落什么了，我?我被说急了，就冲她喊。她总是从身后提出一串钥匙，说，这是什么?我立刻气馁。
中文系的人开了学，书便慢慢多了起来，宿舍里又没有书橱，便只好想办法。我们睡的是铁架床，床的两头架子是正好一样高的，所以如果在床里边架上一块木板放书，实在便利得多。木板从哪来呢?校园里有两处正在搞基建，我们便想起了学孔乙己，去窃一些过来。老褚想了想，同意了。我们都叫好，不怕斗牛的马不是好马，他胆小，望风一定警惕。
于是我们便大着胆子一路偷过去。前两次我们猫着腰往前，头脑里却是冈冈冈冈之类的鬼子进村的音乐，还没有接近目标，他就大声发出了扯风的信号，我们便只好撤退。下来以后才发现并没有人，只不过是秋天的风大了一些。吴函便说，你小子这叫扯风?简直是扯淡。老褚就不高兴，掉头要走。吴函一把拉住他，说，你想走，不行，你非得替我们望风不可，不能让你白白享受革命果实。老褚说，我不要你们的果实还不行吗?吴函说，那也不行，我们不能这点义气也不讲，得给你也偷一块，你想干净都不行。
老褚便只好望风。我们继续前进，这一回脑子里回荡的便是义勇军进行曲了。结果正在我们偷得起劲，却被当场捉住。老褚呢?一听见来人便早吓得一溜烟似地逃了，后来还一再狡辩说情急之下连喊我们一声都来不及。后来我们便叫他"望风而逃"。一个美国来的汉语进修生麦克对这个名字很感兴趣，说，"望风而逃"?像印第安人的名字。引得最不苟言笑的汉语教授都大笑不止。
看，这家伙其实一点革命后代的样子都没有。
老褚岁数小，可就惨点儿了。别人都能找个女朋友谈着恋爱往四年级奔，他却总找不到自己的意中人。找到了，他又成不了人家的意中人。人家总嫌他小，以为他风情未解，不谙红尘，没有沧桑。老褚也知道，说，这下我惨了，不小心聪明了一点，早上两年大学，扎进大哥哥大姐姐的人堆里边了，弄得男人的优点都没有，男人的缺点却一样不少。他常感叹说自己装饰不了别人的梦。他的感叹也太小了，引不起别人的注意，我们都一笑了之。
四年级的时候，我因为写了点东西在大学里浪得一点儿虚名，混了个脸熟，不少外系的人都来找我出去吃面条，免不了也谈一些文章作法，本宿舍的人却老躲着我，见了面也很冷淡，一副你也不过是村头刘三的样子。我便经常在嘴上感慨孤独，这一下便与刘小兵成了孤独的文友。此事在《铃儿响叮当》中已经讲过了，不再赘述。需要说说的是这一下老褚也挺高兴，凑上来和我谈孤独，而且一谈之下就像是终于找到了另一个聪明人似地与我好了起来。还给我看他的日记。我心窃喜，便假意推托，哎，不能看不能看，看完日记就算是你的知心朋友了，我是什么人，该知道你内心的秘密?越推辞，老褚就越热情，我就越是一副不看白不看看了也白看的样子。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平时这样文静腼腆面带微笑的小男孩竟然写了好几本风情未解桃花已落的闺怨作品。扉页上还工笔正楷抄着陆游的《钗头凤》，每个字都像泪凝成的琥珀：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我们习惯于叫同学老某，以显示老成，但一直没有人这样称呼他，大家一直叫他褚刚，仿佛他真的刚刚来到我们身边，从来没有人注意到他似的。但我是从看了他的几页日记后便脱口而出叫了他一声老褚的。
他便陌生地望着我说，你叫我什么?
老褚。我说。我叫你老褚。
他笑了笑，说，本大人觉得蛮别扭的。
我说是蛮别扭的，不过会顺口的。
他就呵呵呵地笑了，重复了一句，说，老褚老褚，倒像叫我爸爸。
我看了看他，发现他已经不是从江西来的时候的那张娃娃脸了，戴了眼镜，头发中分，就把大大的脑门亮出来了，再加上江西老表的颧骨和下巴颏，老褚，不，是褚刚，其实挺漂亮的。你想，我们都四年级了。
老褚没有回老家去教书，而是到了一家众人皆知的外资企业。这个消息不异于在中文系扔了一个炸弹，且就像真的扔了一个炸弹似的不可能。然而他确实这样做了，户口，粮油，档案袋，国家干部的身分，一概扔掉。吴函说，这小子，简直是疯了，我还是回家去教我的书去，三年后再考研回来就是啦，何必这么丧心病狂的样子?这是吴函四年里说的最现实主义的一句话。这一次是用道地的普通话说的。
然而，我理解老褚。这小子，终于革了一把命，一个什么都小的人终于做了一件大事。他在我们每个人的毕业纪念册上都写上了他那家集团公司的名字，然后大笔一挥，题上一句响亮的诗：战地黄花分外香。
老褚很快就西装革履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了，我们在四处拉关系走后门找婆家的时候，他已经在那家公司上班了，据同学们说第一个月薪水就把他打扮得人模狗样的了。我不是很喜欢这句话。
三年后，我们分散各地的弟兄们除了已经像播种机一样在当地播了种的，都八仙过海，纷纷往省城杀回马枪。有的调动，有的考研。有的辞职下海，一个个虽然都沾了一身的风尘，但都精神抖擞，也就更见沧桑了。
我是以人才引进的方式调到这个城市的一所重点中学任教的，来了以后第一个就去找褚刚，听说他这几年有了不小进步，在我们忙着折腾回城里的这几年间，一不小心成了个作家。
见了面倒让我很惊讶，老褚却还是老样子，他竟然还穿着三年前的那身西装和革履!他的公司已经迁到很远的郊区了，规模也扩大了许多，污染的水平也就不用说了，城里呆不下去，到郊外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老褚摸着亮亮的脑门说，你看，我在脱发。
就那点小脑门，放在别人头上嫌小，放他头上，就显得大得不得了。我说，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
妈的，事事不顺。他一直盯着他单位食堂桌上的塑料花说，正巧那是一束黄花，落了浮尘，花脉里都透出一缕黑。
我说，春天了，是不是想起了什么心事?
你是说找女人吧?他说，撇了撇嘴，我还没那么颓废!
他说得这样露骨，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又喝了几杯酒，老褚忽然没头没尾地说，花，是令人同情的。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说，你不是酒量还可以的吗?
他笑笑，说，我没醉，我是说，花，是令人同情的。他指了指桌上的塑料花说，你看这个。
我看了看花上的黑尘，说，这种花，塑料的，也就算了。
塑料花尚且如此，何况鲜花?
我忽然想起他写过一篇反映公司污染问题的文章，在《中国环境报》上发表了，据说引起了很大反响，他是不是指的这个?我说，你是说污染的吧?
环境的污染固然令人难受，精神的污染更让人窒息。
你怎么又成了反腐倡廉的英雄了?现在这个词汇出现频率很高，他那种严肃的样子让人不能不朝这个方面疑心。
反腐倡廉?他终于从花上转过脸来，看了我一眼，说，那我还不够格，我只是说我自己，跟我自己有关的事。你看，我在脱发。他又一次把脑门上的头发像门帘一样掀起来说。
这就不懂了。
我正受着排挤。他说。
因为什么?
因为我是叛徒，因为我扬了家丑，因为我吃了窝边草，还能因为什么?
默然。
继续喝酒。
就讲了许多当年和今天的事，我一个劲地回忆他的英雄业绩，气氛又慢慢地快活起来，我说，毕业时，你很风光的，一下子，全盖了。
褚刚笑了，摇摇头说，不提也罢，想做件大事，却还是小了。
不，至少，你比我们每一个人都提前学会了自己安排自己的命运。
镜片后的眼睛一亮，继而却更加暗淡，更加散光，老褚一仰脖子喝下一杯酒，说，唉，何苦来哉!
忽然听说老褚恋爱了。是吴函打来的电话，吴函考回来念了研究生，毕业后进了一所大学的学报，脱胎换骨也做起了文化人。他总是喜欢赶时髦的。
我就对着电话说，是嘛。
好像是大学刚毕业的小女孩，他们一个公司的。吴函大着声说。
哎呦。我不知道除了这一句，还能说什么。
什么什么?吴函在电话里喊，他一定是在办公室里打的，那部老电话里有一种咔兹咔兹的声音，把说话 人声音像麦克风似地往外扩，就是不往里收音，所以吴函总是在喊，像一个耳聋的老年人。只是中气太足，我这边便常常震耳欲聋。我远远地对着电话说，我说很好。就挂了电话。
真的哎呦，老褚什么时候变得如此"颓废"的呢?
我就给老褚打电话，他不在。拷他，半天才回。我说干嘛呢，是不是闹恋爱闹的，这半天才回过神来。
老褚说，冤枉我，我哪是你们那些重色轻友的人哪，刚才在圈内，出不来。不信你听听。
我就听见电话里传来哗啦哗啦的抹骨牌的声音，我就能想到老褚拿着电话对着麻将桌的那一副坦白从宽的样子。
听见了吧。他说。
听见了。我说。怎么样，听说你也开始破土动工准备燕子衔泥为做窝啦?
老褚犹豫了一下，说，一言难尽，改日再谈。
那位小姐是不是特矫情?
有点。老褚说。我也闹不清，初恋初恋。
我说那你可得小心着点，初恋的女孩不好对付，动不动跟你生离死别。
老褚说，要那样就好了，我是说我自己，我初恋，苦恼着哪，何以解忧，唯有麻友!哎呦，那边催了，那几位同病相怜，我不好冷淡，下次再谈。
我说，带过来看看。
他说，你挺热心的嘛，也不嫌烦，哎，我就来我就来，哎，他妈的，帮我摸一把，哎，老孙，我挂了，我觉得你们已婚男人怎么这么无聊啊，我已经被骚扰了好几回了。对不起，哥们，我真想骂你几句，但没时间了，改日吧，啊，改日。
啪，电话挂了。我倒真的犹豫起来了：我真的那么无聊?怎么一点人民教师的样子也没有，一遇到这事就这么来劲?
或者，我真的没拷错了人?
后来很长时间，才见到老褚。我说，你说要改日再骂我几句的呢?
老褚就笑了，说，我那天喝多了，你海涵。哎，算了，都吹了灯拔了蜡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老褚说着又往嘴里倒了一杯酒，他把酒含到嘴里的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他脸上的那份娃娃气又上来了。
从此就经常听说老褚又谈了一个什么什么人。
从此就经常听说老褚又吹了一个什么什么人。
那天我正在办公室看一个小飞虫从窗纱缝里拼命地挤，然后落到对面的墙上去了，墙上是一副很静的画，是夕阳把窗外的枫叶移进来的，小虫子就在那个大画幅里不知疲倦地飞来飞去。电话响了。同事说，肯定是你的，你去接。我说要是你们的我可就挂了。
喂，我说。
老孙头啊，最近忙什么?是老褚。
同事们看我不走了，都笑。我也笑了，说，老褚，你怎么早不打迟不打现在打呢?
他说怎么啦，坏了你什么好事啦。我说我正在写生。老褚说，你总是瞎忙。我说是的，不瞎忙又能干什么呢，我坐着班呢。
老褚说，你怎么不问我干什么了呢?
我笑笑，这老褚近来怎么好像日新月异嘛，便说，那好，你干了什么呢?
到杭州去了一趟。
一个人?
不，两个人。带了一个小Miss。
怎么，旅行结婚啊?
没到那份上，但我老褚又能让她白跟着吗?你就懂嘞。
我说我不懂。
他说你别装。
放下电话，我就想，老褚距离谈婚论嫁真的远着呢。以前是不够，现在，恐怕是过了。
老褚开始忙着调动也就是今年秋天的事。他要去的是一家杂志社。杂志社的隔壁是文联办公室，之间用毛玻璃隔开，经常空着。他第一次去的时候，那间空办公室靠门的桌子上插着一束黄色的花，旗子一样吸引人，他差点拐进门去嗅嗅，因为听见脚步声，才赶紧去敲杂志社的门。杂志社的戴老师也是江西人，中共党员，出了几本文章病院之类的书，还有和青年朋友谈写作什么的。这些书后来戴老师都一本一本一次一次送给他了，可惜他都没有看，看了几次也没有看下去。
他一次次地来送稿，不厌其烦。戴老师的理论都讲了差不多的时候，戴老师也烦了。戴老师说，小褚呀，你没有工作的，可以这样跑?当心公司领导不乐意。老褚说，没事，没事，我们公司领导开明，支持我写作。戴老师说，哦，难得一个外国人不远千里来中国开公司还能扶持中国文化的。
老褚喜欢跑来跑去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隔壁那张神秘的桌子。他已经侦察清楚了――天知道这样胆小的人侦察清楚这件事要多大的勇气和耐力，难得他一次次从郊区跑来，直奔杂志社，每次走过那张神秘的桌子，都要回首留恋地张望。
他看得清楚，花是鲜花，每次都是鲜花，说明这边肯定有人，而且一定是个不凡的人，至少是个不俗的人。几次想问戴老师，但戴老师见他开口，似乎就不耐烦起来，打断他的话，把他拉进文章病院。于是神秘。
老褚现在是急着要调过来了，还因为他在走廊里遇见的那个漂亮女孩。老褚从来没见过那样漂亮的女孩。后来他揉捏着手里的小酒杯向我们描述那个女孩子的时候，我就不停地根据他的提示往那些我见过的美人身上靠，结果还是靠不上，因为我这样的一个人民教师眼界所限，认识的都是吃人间烟火的，这就跟老褚的描述有了本质的悬殊。他一再追问我，你说这样的女孩子值不值得你不顾一切?我还是只能无奈地笑笑。他说那个女孩就是从那间办公室里出来的，手里拿着一叠文件，到另一间办公室里去了。或许就是她?老褚觉得他的心狂跳不已。
跑过调动的人都很清楚这里边的难度与烦琐程度，如果写下去我怕要写一本长篇巨著来耽误大家的时间了。好在可以不写的原因还有，这就是老褚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调过来的，因为他只是感觉在一步步地接近目标：不是工作，而是鲜花，还有那个神秘的天仙一样的女孩。
所以他在那天夜里打电话来搅了我的梦，还假装很不好意思地说，老孙，我调动成功了，我要调到文联工作了。
我很惊讶地说，慢点，是你做梦还是我在做梦?
是我。他说。
公司怎么会放你的?
听说我到文联，他们都挺乐意――想这样陷害我还不成呢。
说完，他就挂了。
我总觉得这只不过是我做的一个梦，也就没往心里去，过两天，就全忘了。
那天我下了上午第四节课，刚夹在一群饥不择路的孩子中间走下教学楼，就被一个人用自行车拦住了路。是老褚一条腿支在地上，整个人都斜在自行车上，自行车像是他的另一条腿。老褚说，怎么样，还不请我去小酌一下。
到了小酒店里，老褚很爽快地干了一杯，脸刷地就变了色，说，他娘的，好不容易混成个作家，偏赶上个作家掉价的年头，混饭都不利，刚才赶了几个同学的场子，都被人家婉言谢绝。来你这的路上我想了半天开场白，唉，我也就只能宰一宰你们这些老实巴交的人民教师了。我想起他刚才斜在自行车上的样子，他一定想了半天才设计了这么一个比较土匪的动作造型，我笑笑，说，没事没事，欢迎光临。老褚就越喝越多，话也就多得停不下来了。但大多是些没有意思的话，只有报到的事，还让人能留点儿印象。
那天他拿着公司里根据文联要求出据的有关证明，办好了各种手续，兴冲冲地来文联当国家干部了。
戴老师说，找小林，小林负责这些事情。戴老师就敲了敲毛玻璃，对隔壁喊，小林哪，小林。
老褚心立刻砰砰直跳，不知道这个小林是不是心中的那个她，或许她就是那个鲜花的她?激动之中，老褚听见自己压扁了的声音说，隔壁没人。
哦，小林哪去了?戴老师说，跟我来。
戴老师走到隔壁看了一下，说，哎，哪来的花?人哪去了?走到走廊里高喊了一声，小林―哎，隔两三间房子里一个清脆的声音回答。老褚便一二三地数了数，正是那天那个女孩进去的办公室。
戴老师循声走过去，说，小林，你在这干嘛?
小林说，我们早搬过来啦，呦，忘了向您汇报了。
那边呢?戴老师没生气，指了指"那边"。
那边现在是刘书记的，他近来生病了。
那花呢?
哟，您还挺好奇的，小林说，花是楼下花店女老板送给刘书记的，这有什么稀奇?
不稀奇，不稀奇。戴老师说。
老褚只顾看着小林说话的嘴唇，看得他都快晕了。幸好戴老师及时推了他一下说，这是小褚，刚来的，有关手续你给办一下。
没事，份内的。小林说。
戴老师就走了。
哪来的?小林一双大眼睛扑闪扑闪地看着他说。
老褚就抖抖霍霍地递上了所有的材料。小林唰唰唰地翻了翻说，褚(她念者)?你姓者?这姓少有。天成公司，蛮有名的嘛，你怎么跑到这里来啦?
革命需要，革命需要。老褚以为蛮有名的是指他，比较的激动，所以说得有点儿口吃。
我看是脑子坏掉了吧?小林说。
老褚愕然。那女孩继续说，天成那么好的效益，跑到这穷地方来，不是脑子坏了，那就肯定没脑子。
讲到这里，老褚猛地把杯子顿在桌上，引得小饭店里连老板娘在内的几个小姐一齐往这边望。他却忽然大笑起来，说，这是我听到的关于我这次调动工作最中肯的一句评价。
十分钟预备铃已经响了，我看了看表。老实讲，我没见过那个天仙一样的女孩，所以不管老褚转述出什么样的话来我也不会惊讶――我听多了。
你猜我对那小姐怎么评价，现在?老褚站起身来说。
相见恨早?
老褚够着我的肩拍了拍，说，他娘的，我恐怕已经爱上她了。
孙见，1967年2月生于江苏泗阳。1990年毕业于南京师大中文系。现在南京师大附中任教。